兩河之間，也在行間之中

從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到 AI 時代的「創世時刻」

美索不達米亞往往被視為文明史的序章：重要，但終究讓位於希臘、羅馬，以及其後的聖經世界。然而，這種看法低估了它的持續性。美索不達米亞從未真正退場。它以政治、文化與神學的形式，深深嵌入了塑造西方思想的文本之中。若在閱讀《聖經》時忽略美索不達米亞，便等於錯過了文本本身正在進行的論證。

「美索不達米亞」意即「兩河之間的土地」——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生態走廊。它不是一個國家，而是一個高度密集的文明區域：城市、帝國、書寫、法律與官僚制度，皆於此率先出現。以色列民族並非在真空中誕生；《聖經》的早期敘事，正是在這樣的文明背景下被有意識地書寫出來——不是為了複述，而是為了回應、修正，甚至反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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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不是描述，而是反論

《創世記》的開篇，與其說是中立的宇宙學，不如說是一篇針對美索不達米亞神話的神學反論。巴比倫的《埃努瑪·埃利什》（Enuma Elish）描述宇宙源於諸神的暴力衝突，人類被創造出來的目的，是替諸神勞動。
《創世記》保留了相似的舞台——混沌的水、秩序的逐步形成——卻徹底顛覆了結論：沒有神祇內鬥，沒有偶然勝出；只有一位主權清晰的上帝，而人類不是工具，而是承載「神的形象」。

這不是文學抄襲，而是神學對話。《創世記》的作者假設讀者早已熟悉那些古老神話，其創新之處，在於說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
洪水敘事亦然。《吉爾伽美什史詩》與挪亞的故事在情節上高度相似：預警、方舟、保存動物、放飛飛鳥。但道德邏輯卻南轅北轍。美索不達米亞的諸神反覆無常、事後懊悔；《創世記》中的洪水則被框定為審判，並以盟約作結。混沌不是被恐懼制止，而是被承諾約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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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別塔：對規模的懷疑

若不了解美索不達米亞，巴別塔（創世記第十一章）往往被誤讀為一則語言神話。實際上，它更像是對帝國邏輯的諷刺。
巴比倫的金字形神塔（ziggurat）旨在「連接天地」，象徵技術、宗教與政治的集中。《創世記》並非反對建設本身，而是質疑其動機：透過規模、統一與自我命名，來強行抵達神的領域。

「讓我們為自己立名」——結果卻是分散與混亂。
自此，巴比倫不再只是地名，而成為一種模式：人類試圖以制度與技術取代謙卑與界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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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：離開文明中心

以色列的故事並非始於應許之地，而是始於烏爾——美索不達米亞最繁華的城市之一。亞伯拉罕並非從邊陲被呼召，而是從文明核心被帶離。

這個「離開」，不只是地理上的遷徙，而是對一整套城市文明假設的拒絕：多神信仰、制度安全、永久定居。以色列的起點，是對帝國生活方式的抽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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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國：工具，但非典範

亞述與巴比倫在《聖經》中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真實存在、令人恐懼的力量。亞述摧毀北國以色列；巴比倫毀滅耶路撒冷，將精英擄走。先知並未淡化這些創傷，卻拒絕將其視為終極意義。

亞述被稱為「我怒氣的杖」，巴比倫只是暫時的。上帝使用帝國，卻不為帝國背書。這種區分——主權不等於道德正當性——在今日依然罕見。

流亡巴比倫是關鍵轉折。當土地與聖殿消失，信仰變得可攜：祈禱取代獻祭，文本取代領土。猶太教，作為一種可長久延續的宗教形式，正是在美索不達米亞被鍛造出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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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斯的意外角色

巴比倫的終結並非來自另一個兩河帝國，而是波斯。居魯士允許被擄者歸回，並資助重建聖殿。《以賽亞書》甚至稱他為「受膏者」。

這是一個令人不安卻刻意的安排：上帝的作為，並不局限於「圈內人」。帝國依舊模稜兩可，但不再一律是敵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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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比倫，作為永恆隱喻

到了新約時代，「巴比倫」已成為符號。在《啟示錄》中，它代指羅馬——一個結合財富、暴力與偶像崇拜的體系。這種轉喻之所以成立，正因巴比倫累積了超過一千五百年的象徵重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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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「創世時刻」

將視線拉回今日，兩河流域大致位於現代的伊拉克、敘利亞與土耳其東南部。河流仍在，城市仍在附近興起。文明沒有消失，只是不斷換層。

而我們或許正站在一個熟悉的位置。

人工智能正快速擴張，成為新一代的「通用工具」——不只提升效率，更重塑勞動、創造、判斷，乃至「人是甚麼」的定義。圍繞 AI 的敘事，聽來並不新鮮：
創造新的存在、跨越限制、建立前所未有的規模、為自己立名。

這正是一個「創世記時刻」（Genesis moment）。
不是因為我們正在創造世界，而是因為我們正在重新講述關於權力、秩序與人類角色的故事。

《創世記》從來不是關於過去。它是一套反覆被啟動的思考框架：當技術變得像神，當制度承諾救贖，當效率取代倫理，人類是否仍記得自己的界限？

美索不達米亞在《聖經》中，並非失落的文明，而是文明首次測試自身極限的地方。
而今日的 AI 世界，或許正再次提出同一個問題——只是工具更強大，語言更現代，後果也更難逆轉。

歷史沒有重演，但它經常押韻。